【编者按】于漪先生深耕基础教育七十余载，是我国基础教育第一位被授予“人民教育家”称号的教师。北京教育学院主办的《教师发展研究》于2022年第4期刊发了《教师发展的若干现实问题及其破解之道——专访人民教育家于漪先生》一文，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遗憾的是,当时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专访只能以线上的形式展开，因此，2023年11月，由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桑锦龙带队，学院原院长李方、科研处处长李雯以及《教师发展研究》编辑部田军、何艳一行共五人组成访谈组，专门前往上海拜谒于漪先生，并围绕新时代建设教育强国背景下如何领会和践行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推动基础教育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对于漪先生进行了再次访谈。

　　学院官微特刊登李方《弘扬教育家精神,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人民教育家于漪先生访谈》一文，以致敬于漪先生，鼓励全院教职工大力弘扬并践行教育家精神，为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人民教育家于漪先生再次接受我院访谈

　　李 方

　　一、立足育人和立德，真正领会与践行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

　　访谈组:2023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深刻阐释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丰富内涵，并勉励广大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为建设教育强国做出贡献。您是基础教育领域第一位被授予“人民教育家”称号的教师，您对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内涵如何理解?

　　于漪:古今中外，教育家并不少见，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一定来自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承和积淀，是“经师”与“人师”的统一。早在汉代韩婴就曾指出:“智如泉源,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1]，意思是具有像泉源一样喷涌而出的智慧，思想言行可以作为表率和榜样的人才能做世人的老师。扬雄也曾言:“师者，人之模范也。”[2]而老子又说过“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3]，在宏大的宇宙中，渺小的人如何为“大”，这就涉及人如何为人，师者如何为师。当教师把教书育人的工作和“大我”融在一起，就造就出了大视野、大格局、大气象，这又体现为中国教师的形象气质:心有大我、赤诚报国。教师要先有“大我”，才能赤诚报国，一如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全心全意和奉献精神。所以，《论语》历经两千多年传承下来的以德为先的做人准则、《礼记》描述的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以及宋代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气概，共同构成了我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内核。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表征的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根和魂，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根和魂。

　　访谈组:您曾经说过，“教师在完成党和人民交给你的育人使命过程中，就创造了生命的价值。”[4]那么您认为在具体的教育教学生活中应该怎样践行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

　　于漪:中国的教育具有人民性，表现为教育面向所有孩子，教师要教好每一个学生，才能建设好浩浩荡荡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队伍，从而为人民的幸福生活服务。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必须以理解孩子的成长背景和发展需求为前提。我当年教过的杨浦中学的一些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很困难。比如高三的一个班长，住的是“滚地龙”，就是在铁路旁边搭个草房子，没有电灯也没有窗子。后来建工人新村，他家条件虽然有了改善，但仍旧是八九口人挤在12平方米的房子里，除了几张上下双层床，几乎再无他物。我去家访的时候，看到这个样子心里非常难受，当时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让孩子们通过接受好的教育改变人生!这也成为我这个草根教师毕生不改的初衷。

　　每个孩子的生活境况不一样，所需要的教育也不一样。教师必须发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努力钻研教育教学，促进孩子的个性化发展，才能推动教育均衡和高质量发展。

　　首先，教师既要理性思考，也要真情投入。始终牢记我们追求的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和谐，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世界大同，是马克思主义描绘的人类美好前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面前，教师只有理性思考，明确历史方位，找准时代坐标，才能坚定不移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行，才能肩负起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中华民族的历史起起伏伏，新中国的建立历经苦难，每当想到无数先辈坚韧不屈、前赴后继，我就激动不已。但对于理想的追求不是靠想象，而是要身体力行。教师群体要以人格、情怀、格局和行动显现新时代教师的精神气象,努力践行总书记倡导的“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5]。这样,每一位教师在真情投入党和人民赋予的育人使命的过程中，就会创造并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

　　其次，学校、社会要给教师创造践行教育家精神的良性空间。学校要给予教师更多的教学自主权，充分发挥教师教学和育人的创造力;全社会也要积极弘扬教育家精神，传递教师先进育人事迹的正能量，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另外，还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教育系统应当多给年轻人机会。很多年轻教师没有多少积极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佛系”或“躺平”。所以我向教育系统建言：评先进能不能覆盖面再广一点?激励机制能不能突破老规矩?还有众多的教学、科研等比赛，评审标准能否也多向年轻人倾斜?教育系统应该多给年轻人一些关怀和激励，保护好年轻人的干劲，从而实现教育家精神的代代相传。

　　二、抓好培训和教研，以教育家精神浸润教师成长，推动基础教育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

　　访谈组:您在基础教育领域躬耕七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刻的理论认知，您认为在当前弘扬教育家精神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基础教育及教师的重要性?

　　于漪:基础教育关系到每个学生的成长成才，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家庭幸福，关系到整个国民素质的提升。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全国12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还有2.36亿，高中入学率才30%左右，初中入学率也才达到66%，这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过四十年努力，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终于超过了十年。在我国基础教育方针和政策指导下在中国大地上实现的成功的教育实践成为载入人类教育史册了不得的伟业。我们应该认识到，高质量、均衡发展的基础教育，是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份事业非常重要，也很不容易，需要依靠教师作为中坚力量。所以我这一辈子坚持做的一件事，就是面向社会呼吁：基础教育重要，教师重要，希望全社会深刻认识，真正形成共识，形成合力。

　　访谈组:您担任过中学教师和校长，也做过师范学校、教师进修学校的教师和校长，可以说您既了解一线教师的培训需求，又理解师范学校和教师培训机构在教师培养工作中的衔接问题，关于教师教育职前职后一体化的推进您有什么建议?

　　于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莫过于做人的工作。师资队伍建设确实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但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要依靠教师队伍的成长，所以得下大功夫、扎扎实实去提升教师素养。

　　关于教师职前培养，我曾跟随上海师范大学领导到一些师范院校调研，发现跟综合性大学相比，师范生既要学习教育专业课程，又要学习学科专业课程，还要完成跨学科融合，这样的“全才”一下子学不出来。上海课改也做过实验，让科学老师既教物理又教生物、化学，但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办好师范大学面临的最大困难就在于如何实现高质量的学科专业与教育科学的深度融合，完成两个高水平学科的“双高联合”[6]。

　　关于教师职后培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把在职教师的学科知识水平与教学实践创新能力估计得过高。比如若干年前出台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当时觉得一线教师能够胜任，但实施起来争议很大。有关部门将课标、教材发给我，我看后也觉得对教师的要求非常高，例如对小学生思维训练的要求是使其具备创新性，但其实高中阶段的学生都不一定能达到这样的标准。小学生的思维，首先是要条理化，因为阅读文章要分层分段，合理归纳各部分的意义。所以采用分析、归纳的方法来训练小学生思维的条理性、逻辑性才是最基本、最应该关注的东西。

　　访谈组:确实，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强调教师培训和在职学习，各级各类教师培训机构也在组织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区域和校内教研的开展更是如火如荼，但也面临着实效性不足、认可度有限等问题，依您看如何进一步优化教师的职后培训工作?

　　于漪:我国教师培训工作已经开展了很长时间，早在1992年，就有国外学者看到我在国内报刊发表的新教师入职培训方面的文章，觉得做得很不错，邀请我们跟美国密歇根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的教育学院合作开展职初教师培训的研究。课题论证经过很规范的问卷调研、现场访谈、录像录音、比较分析等很多流程，发现我们的强项是以老带新、校本“传帮带”，还有教育教学方法的规范培训;而英美两国的教师培训在师生关系、教师社会视野的拓展方面做得比较好。

　　那为什么有些教师对培训评价不高呢?可能是由于培训对于他们的教学实践发挥的作用不明显，这就涉及教师培训“学用之困”这个问题。[7]如何看待培训“无用”的争议?我以为，学习与应用是辩证的统一，如同我国历代教育家所倡导的学思结合、知行统一，但学以致用的内涵也要辩证分析，因为受学习环境、发展阶段、需求层次的影响，成效在大小、远近、共性与个性等方面也会存在区别。可见,破解“学用之困”，先要理性研判“学用之辨”，进而才能因材施教、精准施策。具体而言，拓展教师的视野，提升教师的理论水平，对实现教师的持续发展很重要。没有大视野，就不能启发和引领学生，更难有自身的突破;没有理论思维或理论素养欠缺，行为就会陷入经验主义，教学就会故步自封。所以，立足教师终身发展，就会发现培训指向的视野拓展、理论提升与生命觉醒，其实是“无用之大用”，属于专业发展的潜能与软实力。如果培训者与被培训者总在寻找能拿来就用的“短平快”的方法，则可能陷入工具性与功利性的误区。

　　关于你们提到的教研，我认为这是中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特色之一，它作为一种校本培训活动，能够为教师赋能，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但现在的教研，往往是教师做完一堂公开课，然后等着教研员或名师来点评，接受别人为自己出谋划策。其实，教师每上完一堂课，首先要反躬自问：这堂课有没有讲清楚，目标达成了没有?学生究竟学到了什么，学会了没有?还有多少同学没有学懂，问题在哪里?形成上述结果的深层原因是什么?然后，教师带着这一系列问题，通过教研加以反思与改进。所以，教研首先应该让教师自己研究自己，这才是抓住了教研的根本。

　　教师在成长的过程中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最根本的还是要通过培训和教研提升教师自身发展的内驱力。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只有激发出教师的内生动力和生命的高度觉醒，才能促使其实现自我改进、自主创新与自觉超越。

　　三、扎根教学与研究实践，以教育家精神引领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访谈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您先后在报刊上发表教育科研文章700多篇，集结论文专著700余万字，提炼熔铸而成“教育：直面时代的叩问”“育德：滴灌生命之魂”“语文：教文育人的沃土”“办学：追求理想境界”“教师：让青春在讲台闪光”“弘扬人文”“德智融合”“树魂立根”等教育理念与教学思想，成为开创我国本土教育学的先锋力量，那么您认为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重要性何在?

　　于漪:的确，我心中一直以来最大的愿望就是期盼真正拥有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法国哲学家福柯曾说：关键不在于讲什么，而在于什么人讲，他是不是拥有权力、拥有怎样的权力?[8]1083因此，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知识和话语体系，否则只能跟在人家后面走，永远不能超越，更何况任何教育理论都是在特定的历史、地域、文化需求中诞生的，外国的理论未必适合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年，我国小学升入初中的比例只有60.5%，中等职业教育学生数占高中阶段的比例不足6%;到2023年，我国的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已经达到91.1%，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9.9%，高中毛入学率达到91.8%，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2%，均超过世界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教育自信，坚信我们拥有创建中国本土教育学的能力。

　　访谈组:当前，您认为我国教育学在面对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时存在哪些优势?又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于漪:我国本土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我以为最根本的是要基于广泛、扎实的实践。以课程理论与实践为例，有人认为基础教育课程建构方面我们好像没有经过多少年试验，现在用的还是泰勒的课程论。其实，泰勒也不过试验了八年，即西方教育史所谓的“泰勒八年课程实验”[8]1223;而新中国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七十多年来始终没断，其间全国范围就经历过多轮课程教材教法的改革实验。而且我们教学规模之大，实验覆盖范围之广，都是很多国家和地区没办法比的，这就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和优势所在。

　　但我们也承认，在广泛的实践中确实遇到不少问题，比如课程改革虽然持续多年，但在很多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拿语文来说，它与人的语言表达直接联系，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所以语文的功夫其实同人的认识水平、视野与学识紧密关联。这也就是为什么鲁迅先生的文章深刻、遣词造句入木三分，这与他对社会的深刻认知是分不开的。然而当前，相当一部分教师教授语文仍旧按照“一课一练”的单一程式来进行，学生思维和思想的深刻性恐怕永远也练不出来。这反映出我们对学科育人的本质及其特征还缺乏深入研究。中国语文有着几千年“文而化育”的传统，不能忽视中国表意文字的特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有人甚至主张语文课“小学、初中全部解决”，提出“初中三年过关、高中不学语文”的口号，引发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上的一场大辩论，当时我直言相问：过关要有标准，没有标准，谈何过关?还有一次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教学语法研讨会上，有专家要把“零概念”引入中学语法，我说怎么融入我不懂，但如果引入中小学语文教学恐怕没办法教。基础教育阶段语文课的教与学不能一味追求“高大上”，老师要对所教的内容非常明确，孩子们的语文基础才打得牢，思维能力才会提升。还有诸如“大概念”“大单元”“学习任务群”等一些概念，需要我们逐一厘清和准确界定，比如“大概念”是从物理学科迁移过来的，还是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大单元”跟统编教材已有的单元是什么关系、有什么区别与关联?“学习任务群”究竟是指学习内容还是学习活动的形式或方法?这些都离不开理论探究和教学验证，否则教学实际走向哪里，深与浅、得与失,将会很难把握。

　　所以，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应基于大量的、广泛的、扎实的教学和研究实践。就像北京教育学院，据我了解，七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服务首都基础教育和干部教师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在全国基础教育干部教师培训领域发挥了示范表率作用;同时，在遵循教育规律和教师成长规律的基础上，不断实践，探索总结，建立起涵盖国家级培训、市级培训、援助培训与委托培训的四位一体、融合贯通的干部教师培训体系，形成了面向新任到优秀再到卓越的干部教师培训系列，这就做得很好。还有学院主办的《教师发展研究》期刊，也在为有效转化和传播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不断努力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基于我们长久的、广泛的实践，我相信在学科领域一定能够有我们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论与教学论，在学术领域一定能建构起我们中国自主的教育学理论。

　　访谈组:感谢于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也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北京教育学院工作的支持和关心。上一次您对我们的教诲言犹在耳，今天您又从当前备受关注的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及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等方面分享了您的独到见解，言近旨远，让我们深受启发。

　　临别之际，于漪先生有感于北京教育学院七十年来扎根实践做培训、甘当基础教育奠基石的不懈努力，欣然为北京教育学院建院七十周年题写寄语：“精心创造中国特色一流教师教育，高水平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同时，她题词勉励《教师发展研究》期刊要“推进教师发展理论与实践创新，为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做贡献!”

　　(作者为北京教育学院原院长，教授，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全国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专家工作组组长，主要从事教育管理、教师教育研究。全文刊发于《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韩婴.韩诗外传选译[M]//晨风,刘永平,编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2]扬雄.法言·学行[M].韩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

　　[3]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4]于漪. “人民教育家”于漪:学习领悟教育家精神 努力践行育人使命担当[J].上海教育,2023(31):1.

　　[5]习近平.习近平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N].人民日报,2023-09-10(01).

　　[6]于漪,李瑾瑜.教师发展的若干现实问题及其破解之道——专访人民教育家于漪先生[J].教师发展研究,2022(4):21-40.

　　[7]李瑾瑜.教师培训的“学用之困”及其破解之策[J].中国教育学刊,2023(11):7-13.

　　[8]顾明远.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第二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